至于他的人格，当然也非常令人景仰，特别是相比于当下很多或屈膝于权力或屈膝于资本的学者，距离之大，何止万里! 至于问题意识和思想倾向上的差异，此处不及展开，我只简单提及。

当人们在此架构表现中，遂见出政治有其独立的意义，自成一独立的境域，而暂时脱离了道德，似与道德不相干。"这段话是《起信论》的总纲领。

它自觉地要坎陷其自己即是自觉地要这一执。以此观之，牟先生希图通过"良知坎险"开出民主和科学这样的现代性，其中既包含了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处理，也包含了对现代性的批判。6.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嶯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第208-209页。此种意义上的"良知坎险"恰恰取消了良知为民主和科学奠基的合法性。其中第二层和第三层含义都可在《致知疑难》中关于"良知坎险"之初解中找到，而"让开一步"则出现于后来的论说中。

这不是无始无明的执，而是自觉地要执，所以也就是'难得胡涂'的执，因而也就是明的执，是'莫逆于心相视而笑'的执。坎险其自己而为了别以后物。但儒家如何寻找到切入中国现代变迁的实际进程的契机，而不只是做从旁赞叹或界外指责的旁观者，对儒学、经学复兴，才是至关重要、甚至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

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是龙的传人，这些关乎中华民族建构的固定表达方式，非常狭隘，不足以确立国族建构的话语，是一种伪state nation话语形式。这是面对儒家之读经与读经典两者间最重要的区别。抓不住这样的核心问题，古典社会与国家建构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而当下哪有这种生活方式呢？我善意讽喻自称研究经学的人，说那你研究经学史，而不是研究经学。

其实，这是对牟宗三那一代新儒家更为明智的认知，一种不经意的羞辱、一种知识建构上的倒退。董仲舒这种进路，可不像今天一些学者 仰观天文就说原则，俯察人文就说现象，这是一种走虚的取巧。

蒋庆这20年多来没有拿出一个在知识上足以跟儒学以外的流派对话的论证方案。人们千万不要以国家社会的二元分立去幻想学在民间的美好，也不要幻想学在官方的资源丰沛。但是经学被分解为现代不同的学科体系，经学终结了，这倒不是什么遗憾。如果放不下，根本就无以从容筹划政治事务。

换言之，他将经学的政治指向鲜明突出来了，但经学的哲学论证和史学根底，便严重缺失。今文经本有强烈的批判性，带有知识分子逆反心境。国家传递多么明确的支持，也无济于事。把各个民族有现代性成分的古典理念都当现代来对待，然后说西方现代是落后的，这样的断言，明显与历史状态不符。

无论是心学，抑或是理学，都是将万物收摄于内心之中，不同只在于，理学家从外到内，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儒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在社会领域的学术研究中，区分出家政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等，进而在外部世界的研究中，区分出动物学、植物学等学科。

当代致力重建经学的人士，其努力的核心，是重建儒家的独占式中心性，以独会于心的姿态，将人心和社会秩序同时加以收拾。试图将儒家经典还原为经，只是一种秉持这样的价值立场的个人怀想。

在游说袁世凯调不调兵的问题上，康有为完全是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哪有董仲舒那种以经学干预政治的从容感和神圣感。同时，建立国家的空间话语，也不能单单守住目前的领土领海发言。在现代，儒学不仅遭遇了更强有力信仰的挑战，也遭遇了更强有力知识逻辑建构的挑战。至于儒学、经学在重建的知识之途上，如何做好内外价值-学术-行动体系间的对话、沟通、调适、创制，那就更是考验儒家、经学家的综合创新能力的事情了。通过义，来收拾社会秩序。周的大宗套小宗的国家治理结构，确实是一种非常简明扼要的管理结构，但却不是治理庞大政治体的复杂结构。

至于《儒学与民族国家》之类的著作，也是这些主题的外围发挥著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表明经既为民族提供心灵秩序和政治秩序，同时也为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提供载体。

如果说传统的经学态度，包含了明确的政治、哲学与历史多重蕴含，但基本上靠价值信念可以维持得住的话，那么，在现代处境中，试图重建这样的社会机制，就难上加难了。在思想的平行互动条件下，先秦儒学，将重点落在光复周代之学上面，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对上古史的重视程度之高，其他各家明显稍逊一筹。

这个说法显得比较苛刻，但是必须这么说，因为这才切中事实。郑玄兼修古文经和经文经，达到汉代经学的高峰，但此后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就衰败了。

在晚清正统经学所论述的中华范围，是一种超出东亚的势力范围，这样的陈述，不能轻易溢出经学的视野。牟宗三先生的《圆善论》，在这点上做了充分的表彰。这就像现代西方哲学的重镇海德格尔，尽管申述了存在归于无的性质，但最终还不得不承认处理有的问题重要性。至于一些论者将太学生看作是类似西方的议会制度，从而以下行的方式走上以德抗位不同的以学论政之路，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限权之路。

在知识上的可靠判断，就是由国际学术界经学术共同体检验而落定的共识。就儒家、经学家的政治哲学建构而言，其在知识上经得起检验，一定要经过三道检验程序。

道德没有宗教那种忍性力量，促使天下共善。儒家无论有多么发达的经学建构，也都还是德化之教，与世俗化的日常生活非常贴近，不需要远离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就可以解决有限生命中追求无限的道德-政治安排。

我认为，蒋庆的尴尬，并不是制度上可不可行，因为根本不可能成为制度。我想针对这个路子分析一个问题，到底民国以来把儒家的经典作为经来阅读，或者作为经典来阅读，从而走向经学、哲学、史学，是一个纯粹的现代性事件，还是传统的必然走向。

从秦代置博士官到汉代设立五经博士，经学的师承家法，造成经学明显的内部价值与学术张力。但这也落于总体性的世界图景建构压倒了分门别类的科学知识窠臼。如果把哲学和史学的知识压力，与经学支撑的政治权威遭受的压力略作分离，经学形态的自我维持本身，就成了问题。孔子以现世态度，实现了一心开二门，一是整顿人心秩序，二是重构政治秩序。

文字、辞章、义理，构成经学的三种功夫，但重点应当落在义理上。当下的大陆新儒家，认为重建心灵秩序，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

而一个开放自洽的论证，即需要在八目的每一阶段说清楚八个子目，譬如格物，如何格物，对物如何分类，类下面如何分种，种如何分目，把周遭世界描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走向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分门别类整理世界秩序的状态。这就是儒家敢冒政治风险的标志，今天的儒生完全无法比拟。

君不仁臣就可以不忠，父不慈子可以不孝，这是具有显见的现代性边际思维的认知。董仲舒确立的高级法，让他有十足的底气批评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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